一、整顿中法与采用西法
整顿中法与采用西法
张之洞的变法措施，集中在辛丑八国联军之役后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连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对清律的改革，见之第二折的“恤刑狱”；对西律的采用，见之第三折“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今予分述。
1．整顿中法，所以为治之具
对当时的《大清律例》，张之洞在《劝学篇·教忠》中，曾将其作为清朝的十五大仁政之一加以罗列。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历代法律与司法，自秦汉以来，好法善法，莫过于有清一代之制。这不但与当时批评清律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看法相反，也与薛允升、沈家本等在朝律学专家之观点大相径庭（薛、沈等人认为，中国历代法律，唐律最好）。在“变法”折中，他的观点有所修正。
变法第二折罗列了十二条应该变通整顿的法，其中第七条“恤刑狱”即为对清律的具体变革措施。此条之下，又分九目：一曰禁讼累，二曰省文法，三曰省刑责，四曰重众证，五曰修监羁，六曰教工艺，七曰恤相验，八曰改罚锾，九曰派专官。在他看来，去差役则讼累可免除；宽文法则命案少讳饰；省刑责则廉耻可培养；重众证则无辜少拖毙；修监羁***命可多全；教工艺则盗贼可稀少；恤相验则乡民免科派；改罚锾***俗可渐敦；设专官则狱囚受实惠。
此即为张之洞对旧律之改革。综观其措施，均未超越儒家之仁政思想。此后，张之洞停留在这一基础上，不再前进，并阻止他人再作深入改革。
2．采用西法，所以为富强之谋
张之洞采用西法，见之于变法第三折，其要旨在于采用西方一些保护工商之法，以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以今日法学观点剖析，即为经济立法。
第三折拟定应采西法十一条，第六条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西方列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已由商品输出改为资本输出。因此，张之洞倡议定此四律，其目的显然。
（1）定矿律、路律。张氏所以倡仪制矿律、路律，其理由有二：一为抵制外人侵夺。“中国矿产富饶，蕴蓄而未开。铁路权利兼擅，迟疑而未办。二事久为外人垂涎。近数年来，各国纷纷集股来华，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形，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利侵权。或借开矿而揽及铁路，或因铁路而涉及开矿。此国于此省幸得利益。彼国即于他省援照均沾。动辄另称某国公司，漫指数省地方为其界限。只知预先宽指地段，不知何年方能兴办。近年法于云、贵，德于山东，英、意于晋、豫，早有合同，章程纷歧，恐未必尽能妥善。此次（庚子）和议成后，各国公司，更必接踵而来。各省利权，将为尽夺，中国无从自振矣。”二为国内治安。因开矿筑路之故，“内地各处矿务、铁路，洋人无处不有，不受地方官约束，任意欺压平民。地方官只有保护弹压之劳，养兵缉捕之费，无利益可沾，无抵制之术。一旦百姓不堪欺凌，或滋事端，又将株连多人，赔偿巨款，为害何可胜言”。职是二者，张氏力主访聘外国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定矿路画一章程……务使界址有限，赀本有据，兴办有期，国家应享权利有著，地方弹压保护有资，华洋商人，一律均沾”。“滋生事端，公司受累，亦须分别有因无因；办犯、赔偿，亦须预定限制。庶中国自然之大利，不至为中国无穷之大害”。
（2）定商律。
互市以来，大宗生意，全系洋商，华商不过坐贾、零贩。推原其故，盖由中外贸迁，机器制造，均非一二人之财力所能。所有洋行，皆势力雄厚，集千百家而办公司者。欧美商律，最为详明。其国家又多方护持，是以商务日兴。中国素轻商贾，不讲商律。于是市井之徒，苟图私利，彼此相欺。巧者亏逃，拙者受累，以故视集股为畏途，遂不能与洋商争衡。况凡遇商务讼案，华欠洋商，则领事任意要索；洋欠华商，则领事每多偏袒。于是华商或附洋行股份，略分余利；或雇无赖流氓为护符，假冒洋行。若再不急加维持，势必至华商尽为洋商之役而后已。必中国定有商律，则华商有恃无恐，贩运之大公司可成，制造之大工厂可设，假冒之洋行可杜。
诸律中，张氏最为注重商律。清朝商部设立，向他征询商部如何着手工作时，他在复函中再次提请商部及早定商律以保护国内商业。
（3）定中外交涉刑律。
至刑律，中外迥异，猝难改定。然交涉之案，华民、西人所办之罪，轻重不同；审讯之法，亦多偏重。除重大教案，新约已有专条，无从更定外，此外尚有交涉杂案及教案尚未酿大事者，亦宜酌定一交涉刑律，令民心稍平，后患稍减，则亦不无小补。
四律之制定如此重要，那么用何方法制定呢？制定后又如何施行呢？当时清廷法律改革尚未开始，张氏拟用如下办法：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致各国驻使，访求各国著名律师，每大国一名，来华充当该衙门编纂律法教习，博采各国矿务律、铁路律、商务律、刑律诸书，为中国编纂简明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若干条，分别纲目……颁行天下，一体遵守”。但是，所请教习，在其合同内，必须“归矿路商务大臣节制，并随事与该衙门提调商办”。在制定四律的同时，总理衙门内，“设立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等学堂，选职官及进士、举、贡充当学生，纂律时，帮同翻译缮写，纂成后，随同各该教习，再行讲习律法，学习审判一两年。四律既定，各省凡有关涉开矿山、修铁路以及公司、工厂华洋钱债之事，及其他交涉杂案，悉按所定新律审断。两造如有不服，止可上控京城矿路商务衙门，或在京审判，或即派编纂律法教习前往该省会同关道审断，一经京署及律法教习覆审，即为定谳，再无翻异。京城学生毕业，并须随同洋员学习审判此等案件。学成后，即派往各口充审判官……各洋教习，既为我编纂四项新律，兼能教授学生，即可长留在京，以备谘访而资教授。果能及早定此四律，非特兴利之先资，实为防害之要著矣”。
张之洞对中法的整顿和对西法的采用，显然未越戊戌康梁之构想。但他是戊戌后首次提出法律改革者，所拟之措施在以后的法律改革中亦被付诸实施。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日的改革法律的谕旨，基本上就是依他的上奏拟定的。他与刘坤一、袁世凯保荐沈家本、伍廷芳主持修订法律，从而开始了清末为时十年的法律改革。就此而言，他对清末的法律改革还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但是，他的作用亦仅限于此。当法律改革触及纲常名教，也就是他所论述的圣道伦纪时，其态度立场便橛守成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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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翻译词典的季羡林序
现在颇有一些人喜欢谈论“中国之最”。实事求是地说，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最”是极多极多的。几大发明和几大奇迹，不必说了。即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中，在人们日常生活的饮食中，“最”也到处可见。然而，有一个“最”却被人们完全忽略了，这就是翻译。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先秦时代已有翻译活动，这是很自然的。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至迟到了东汉初年，印度佛教就传入中国。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国僧人和印度僧人，以及中亚某些古代民族的僧人，翻译了大量的佛典，有时个人单独进行，有时采用合作的方式。专就一个宗教来说，称之为“最”，它是当之无愧的。从明清之际开始，中间经过了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和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一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其中间有外国人)又翻译了其量极大的西方书籍，其中也有少量东方书籍。各种学科几乎都有。佛典翻译以及其他典籍的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如果没有这些翻译，你能够想像今天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吗?这些话几乎都已属于老生常谈的范畴，用不着再细说了。我现在想从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角度上，来谈一谈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上一些大国中，颇有一些有识之士，在认真地思考讨论人类文化的演变和走向问题。英国学者汤因比可以做为一个代表。他的大著《历史研究》已被译为汉文。他把世界上过去所有的文明分为23或26个，说明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的想法同这个说法相似。我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具体的例子请参看汤因比的著作。我在这里声明一句：他的例子我并不完全赞同。汤因比把整个中华文化(他称之为“文明”)分为几个，这意见我认为有点牵强，机械。我觉得，不能把中华文化分成几个，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既然主张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延续不断地一直存在到今天呢?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到了点子上。我必须认真地予以答复。<节选内容>=倘若对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仔细加以分析，中间确能分出若干阶段，中华文化并不是前后一致地、毫无变化地发展下来的。试以汉唐文化同其他朝代的文化相比，就能看出巨大的差别。汉唐时代，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占领导地位。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文化的中心。其他朝代则不行。到了近代，世界文化重心西移，我们则努力“西化”，非复汉唐之光辉灿烂了。但是，不管经过了多少波折，走过多少坎坷的道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中华文化反正没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复是：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最近若干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翻译问题之风大兴。论文和专著都出了不少，又成立了全国的翻译协会和各省、市翻译协会。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最近林煌天同志等又编撰了这一部《中国翻译词典》，可谓锦上添花了。对林煌天等同志编撰这样的词典我是完全信任的。他们在翻译方面，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组织经验。他们编撰的书很有特色，汇集了涉及翻译学术方面的各种词条和有关资料，翻译工作者和文化教育界人士都可用作参考。煌天同志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我乐于接受，同时又乘机把自己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一并写了出来，以便求教于高明。 1993．10．1l凌晨发挥译语优势论许渊冲在《翻译通讯》1981年第一期提出了“发挥译语优势论”。他在《翻译的标准》一文中说：“忠实于原文内容，通顺的译文形式，发扬译语的优势，可以当作文学翻译的标准。忠实和通顺是翻译的必需条件，这就是说，翻译不能不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译文也不能有不通顺的形式；而发扬译文语言的优势却是个充分条件，也就是说，翻译可以不发扬译文语言的优势，但发扬了译文语言优势的却是更好的翻译。是否符合必需条件是个对错问题，是否符合充分条件却是个好坏问题。”他在《教学研究))1982年第1期《忠实与通顺》一文中举例说明“发挥译语优势论”： Those who do 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 demned t0 relive it．一Santayana(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一董乐山译)relive可以译成“重新过过去的生活”，但“重蹈覆辙”是更特殊化的译文，因为过去的生活可以是幸福的生活，也可以是不幸的生活，是个比较一般化的表达方式；而“重蹈覆辙”却只能指不幸的生活，是比原文更特殊化的表达方式，它说出了原文内容所有而原文形式所无的东西，所以是比原文表达力更强、也是更精确的语言，可以说是发挥了译语的优势。(许渊冲)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上半叶。在这个时期，法国尚未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只是有些作家和译者就某个具体译作对翻译问题发表过一些见解、议论而已。翻译本身被看作一个文艺美学、文体论和文评方面的附带问题。作家们的议论也多半从文学性角度而发。当时，一些重要的外国作品法译本的问世常在报界引起争论。他们关于翻译的思考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纯粹的主观性；第二，就事论事，缺乏系统性以及经过严格定义的概念和术语。第三，常有较强的论战性质。因此，在这个时期，尽管人们积累了大量关于翻译的经验、见解和思考，其中许多也不乏重要性和启示意义，但至多只是一种关于翻译的“手工艺经验论”而已。整个50年代可视为法国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法国翻译家协会成立、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的诞生都标志着翻译工作者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时期中，法国翻译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摆脱了“手工艺经验论”，而朝科学的翻译理论迈进。60年代初迄今，为法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三阶段。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逐渐在法国形成。人们开始以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为指导，比较深入系统地考察和翻译相关的理论问题。语言学家、翻译家兼文评家乔治·穆南被视为法国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在这一时期，除了基本理论研究外，各专门领域的翻译理论研究也有很大发展。1969年让·马约发表了《科技翻译》，这是法国第一本系统论述科技翻译的专著。1968年达妮卡·塞莱斯科维奇发表了专著《国际会议上的口译》。1981年玛丽安娜·丽德莱出版了探讨口译的专著《同声传译》。总之，近年来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正方兴未艾，不少翻译理论研究学者所倡导的独立的“翻译学”学科正在法国逐渐形成。在法国翻译理论研究中主要理论家有：1．爱德蒙·卡里，原籍俄罗斯，是法国翻译家协会的负责人，也是国际译联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的主要思想体现在《现代世界中的翻译》一书中，该书详尽考察总结了20世纪翻译的各种形式，简述了每一形式的历史，并对翻译作了有意义的分类。卡里的翻译观属于翻译的文艺学观点，基本上代表了50至60年代初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国作家和文学翻译家的翻译理论观。2．让一保尔·维纳和让·达贝尔纳，是移居加拿大的法国人，为加拿大皇家学会成员。他们的《法英修辞比较研究》对翻译研究作出的贡献值得重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了一系列经过比较严格定义的单义的翻译术语。第二，提出了翻译单位的确定问题。第三，对翻译技巧进行严格的分类。他们的贡献在于他们第一次试图把“方法论”运用于翻译理论研究，使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开始摆脱传统的“手工艺经验论”。3．乔治·穆南，是深孚众望的法国语言学家、文论家和翻译理论家、法国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穆南对翻译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他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长期争论不休的可译性这一根本问题作了比较科学的分析论述。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深受穆南《翻译的理论问题》一书的影响；有人称其为“划时代的著作”，的确，它明显地改变了此后法国翻译理论界讨论翻译理论问题的角度。(杨文)法国文学在中国从1898年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林译为《巴黎茶花女遗事》)算起，我国译介法国文学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伍光建就开始用白话文翻译大仲马的小说，《新青年》第2卷第6期还刊载了法国的国歌《马赛曲》。五四运动时期，法国不少著名作家的作品已有了中译本，如莫里哀的《悭吝人》、雨果的《悲惨世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人心》、法朗士的《友人之书》、梅里美的《嘉尔曼》、大仲马的《侠隐记》等等。《小说月报》第15卷还出了一期“法国文学专号”。从30年代到1949年，除继续翻译上述作家的作品之外，又有不少重要作家和作品被介绍过来，其中有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三部曲，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左拉的《娜娜》，纪德的《田园交响乐》、《地粮》，都德的《最后一课》和巴比塞的《火线》等等。1949年以前，我国只有北平的中法大学、上海的震旦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设有法语专业，因此介绍法国文学以翻译作品为主，评论较少，研究力量十分薄弱。1949年前涌现了傅雷、李健吾、高名凯、李青崖、毕修勺、黎烈文、穆木天等一批法国文学翻译家，在研究方面只出版了一些内容简略的法国文学史，例如穆木天译编的《法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和徐霞村的《法国文学的故事》(商务印书馆，1943年)，大都是作者根据国外资料独自研究的成果，其中以吴达元和夏炎德编著的法国文学史较为全面。在评论方面比较重要的则有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50年代初期，我国对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有了迅速的发展。从拉伯雷的《巨人传》到阿拉贡的《共产党人》，从高乃依的《熙德》到《巴黎公社诗抄》，许多经典的或重要的作品都有了译本或重译本，而且都有译者前言或后记，标志着我国的法国文学翻译事业已开始走上正轨。这一时期除傅雷、李健吾以外，罗大冈、陈占元、闻家驷、郝运、李丹、罗玉君、鲍文蔚、成钰亭、齐放、沈宝基等也在翻译法国文学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贡献最大的当推傅雷和李健吾。傅雷除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以外，还翻译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伏尔泰、梅里美、泰纳等的作品。他的译文集共有15卷之多，而且具有传神的特色，实为我国近百年来罕见的、成就卓著的大翻译家。李健吾翻译了《莫里哀全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意大利遗事》等作品和一些文艺论著，译笔生动流畅，同样拥有大量的读者。这个时期，我国举行过纪念拉伯雷、孟德斯鸠等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报刊上关于法国文学的评论也多了起来。但是由于50年代中期以后，报刊上组织了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红与黑》的讨论，刊登了一些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文章，研究和评论法国文学的势头受到挫折。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都被他们扫进了垃圾堆，外国文学园地更是一片荒芜。在法国文学方面，傅雷等翻译家遭受迫害，甚至被置于死地。十年之中，只翻译了鲍狄埃的几首诗歌，出版了一本薄薄的《鲍狄埃诗选》。“四人帮”垮台以后，法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繁荣兴旺的景象。成立于1964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1978年下半年就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问题多次举行学术讨论，打破了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这个禁区，并且在研究和普及法国文学方面陆续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除《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外，出版了柳鸣九主编的三卷本《法国文学史》，柳鸣九和罗新璋主编的一套大规模的《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现已出版10种)，罗大冈的《论罗曼·罗兰》等。北京大学西语系的部分同志，参加了《欧洲文学史》法国文学部分的编写工作，吴达元是该书主编之～。南京大学于1979年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其中的法国文学研究室编译了《当代法国文学词典》。武汉大学于1980年成立法国问题研究所，并在1983年创办了刊物《法国研究》。此外在上海、厦门、广州、长沙、西安等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都有一些法国文学方面的学者和专家。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在这种形势下也于1982年在无锡成立，现在已召开了四届年会，由著名学者柳鸣九担任会长。在整个80年代，有关法国文学的专著、译著、论文和各种选集如雨后春笋一般竞相出版，不可胜数。过去的重要译作几乎全部再版或修订 dence强调一个住所的永久、合法性。总之，译者须深入理解原文，选择最确切的表达方式。同时，也要不厌其烦地查专业工具书。使译文严谨、准确、规范。(王春文)法密即“达磨芨多”。法明即“昙摩耶舍”。法秀即“昙摩蜜多”。法时即“昙摩迦罗”。法泰南朝梁、陈僧人。据《续高僧传》卷一载，知名于梁代，住建康(今江苏南京)定林寺。及至陈代，与慧恺等至广州制旨寺，协助真谛译经，笔受文义。前后所出五十余部，并述义记。真谛与泰译《律二十二明了论》(简称《明了论》)并疏五卷。陈太建三年(571年)还建康，讲新译的《摄大乘论》、《俱舍论》等经论，时人惊异。彭城沙门靖嵩曾从受学，后还北土，传摄论之学。(马霞)法天印僧，宋初来中国。先在囗州(今陕西囗县)与中国梵学僧法进合译《圣无量寿》和《尊》二经《七佛赞》。宋太祖召二人人京。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在译经院译经，诏赐法号“传教大师”。他的译经时问为974—1001年。(夏勤)法显(约337一约422年)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三兄都夭亡，其父恐祸及幼子，法显3岁即度为沙弥，20岁受大戒。常慨叹经律舛阙，誓志求经。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达、慧嵬等自长安出发，西行取经。到张掖后遇僧绍、智严、宝云等5人，相约同行。但余人或中途折返，或分道而行，或客死道上，或留天竺不归，归国时只孑然一身。西行沿途经敦煌，渡流沙，越葱岭，至鸟苌(今阿富汗)，渡新显河(今印度河)，在毗茶入天竺。自敦煌至毗茶历尽艰险，共历159日。后至中天竺，居3年，学梵语，得《摩诃僧祗律》、《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论》、《方等般泥洹经》等梵本。又随客商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留两年。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等原本，均汉土所无，亲自书写带回。乘船归国途中，遇大风飘至耶婆提国(今印尼爪哇)。义熙八年(412年)回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登陆。前后共14年，游30余国，与玄奘*为西行求法界前后两大人物。法显归国后，西行求法之风大盛。义熙九年(413年)，至建康(今南京)，在道场寺与天竺僧人佛驮跋陀罗。合作，两人在宝云的协助下，共译出《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祗律》、《方等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等经论，共六部六十三卷，约百余万言。义熙十二年(416年)，法显将西行往返途中见闻撰为《佛国记》一卷(即《法显传》)，扼要记述了30余国河山景物与风俗习惯，文笔俊洁，为研究古代中、南亚诸国及中外交通史与佛教史的重要史料，至今仍为中外学者所宗，有英、法、德等多种译本。这是法显对人类文化所作的重大贡献。法显晚年居荆州辛寺，直至病逝。(袁锦翔)法勇即“昙无竭”。法云(1088—1158)宋代僧人。居平江(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景德寺。对佛经翻译有较深的研究。绍兴十三年(1143年)撰《翻译名义集》，共七卷，六十四篇。收音译梵文二千零四十余条。各篇开头有总论，次出音译词目，如佛陀、无量寿，逐一解释，并举出异译与出处。所据资料来自佛教著述与世书经史，引用书籍四百余种，作者百余人。对比较重要的名相，多据天台宗教理详加论释。对历代重要译家有专篇记载。书中保存了前代译经者的一些译论。如关于翻译的定义，引用了赞宁”在《宋高僧传》中的见解：“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名，音虽似别，义则大同。宋僧传云：如翻锦绣，背向俱华，但左右不同耳。译之言，易也。”卷首由名家周敦颐(1017—1073)写序，引录了唐玄奘。的名论“五不翻”。此论指出翻译佛经时有五种情况需要译音而不宜译意，是研究玄奘翻译思想与技巧的重要资料。《翻译名义集》与《释氏要览》、《教乘法数》并称“佛学三书”，它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翻译名词汇编之一，对研究古代的翻译与译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人无锡丁福保(1874～1952)仿此编有《翻译名义集新编》。(袁锦翔)法藏(643—712年)俗姓康，字贤首。号贤首大师，又号康藏国师。祖先康居(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人，后迁居长安。法藏“风度奇正，利智绝伦”。17岁从云华寺智俨学《华严经》，前后九年。唐咸亨元年(670年)，武则天舍住宅立太原寺度僧，他出家受沙弥戒，被允许登座讲经。自后常参加翻译，并努力从事解说、著述。通天元年(696年)受诏讲《华严经》，京城十大高僧为他授满分戒，赐号“贤首戒师”。